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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江南的景色和风俗是奇妙独特的，呈现在大地的是油菜花开成一片片金色的海洋，翠绿的桑叶波涛汹涌……于是，挑荠菜、挖春笋……家家裹粽子，做甜麦塌饼，祭奠祖宗、扫墓游春。还有童年的记忆中，清晨，踏着露水去捉羊草；午后，跳进清澈的小河尽情地戏水；晚上，坐在家门前边纳凉边听老人讲“大头天话”……

这是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徐玲芬著的《江南物事》中她儿时的一些场景。

《江南物事》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分造物好生、草木春秋、百工之需、游戏童年、旧事村庄、港河人家6辑，均为作者徐玲芬对早年江南农村生活的回忆。江南旧时乡间司空见惯的一事一物，由一篇篇回忆她四十多年前其童年的短文点缀而成。共和国在四十多年前，物质生活是清贫的，精神生活也是单调的，但在徐玲芬的笔下充满了情趣和快乐。徐玲芬对自己童年经历的林林总总写得是那么细腻，那么动情，仿佛时光倒流，把我们又带回到了生活苦涩又美好的童年。

丰子恺先生的散文，切入点都很小，都是我们生活中极目可触及的，而《江南物事》中近百篇散文，“放谷花”、“看宝宝”、“打绵线”等等，切入点也都很小，但又无不留下时代的烙印，无不紧随着时代的节奏，比如“云片糕”，一种代表着“很有高度的幸福指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世纪的转身”……

徐玲芬成书出版的散文，大部分从2003年开始至2009年9月该书出版前发在其博客中。出版前，有的拆了又重写。她说有人跟她说，她在散文里用了许多吴方言，使不懂吴方言的读者感到生涩。而我以为，方言引用得好，显示了地域文化的厚重。在当今的文学作品中，我较为喜欢陕西作家的小说，并不全是其文学作品写得有多好，而有其方言也有很大的关系，读着，会闻到陕西的羊肉泡馍味和河北唐山等地的饺子味儿；而读徐玲芬的一些散文，感觉是空灵、秀气，还有一种清新，更有一种飘逸，似闻到了粽叶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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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贞元八年仲春的太阳，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太阳。”那年，张振刚先生又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了，小说叫《伴你到郎州》。这部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长篇小说是当年桐乡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而今已故的周敬文先生转给的我。怀着崇敬、好奇、享受的心情，读到前面这句话，心底产生一种强烈的震荡。是啊，1200年前的太阳或是5000年前的太阳与今天的太阳，又与1200年、5000年之后的太阳有什么不同呢？还不都是一样的光芒四射、照耀人间呀！那么天地呢？人呢？还有……如果在文学作品中读到一句话，能使人产生奇思妙想，文学作品创作就成功了一半。

长篇小说《伴你到郎州》，作者张振刚先生以其文学的眼光投射到遥远的历史深处、凝视着风尘仆仆行走在京城长安的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身影，创作的欲望激发了他的想像力，假托刘禹锡其人其事，以现实的眼光打量和追索遥远的历史，并拂去历史的尘埃、越过人生的时空，演绎了一个曲折、动人的看似爱情的故事。又借此探讨了中国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与爱情、与人性、与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显然张振刚先生有着更深的寓意，从中亦可见他一以贯之的深刻思索与创作追求。

张振刚先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情事陈迹》，以浓郁厚重的吴越文化为底蕴，以细腻动人的笔调，叙述了一个女人曲折、伤痛而又漫长的情爱追求，深入地探讨了真诚而失败的初恋对于女性心理造成的一生难以逾越的障碍，进而剖析了婚姻、性爱的内核。

张振刚先生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迄今已有近40个年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小说集《臭镇悲老》，戏剧《情还明宫》等问世。他共创作了20多部（篇）长、中、短篇小说。如今，年过古稀的张振刚先生虽然退休了，但凭着对文学的酷爱，依然在文学园地里默默耕耘着。2009年12月中旬，张振刚先生在听讼楼说：“台湾‘秀威’出了我两本书：一本《四月的丁香：张振刚中短篇小说集》，一本《丰子恺、章桂和‘逃难’这两个汉字》。”

在当今的文学界，有人对小说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归为三类，即在纯文学杂志上刊登的称之为传统文学，由商业出版的称之为大众文学，网络发表的即为网络文学。不论此种观点正确与否，张振刚先生均占领了这三类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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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晓莉的关注不尽然是她的文学作品和她的画，也不尽然是她端庄与靓丽中那略带忧郁的眼神，还有她是浙江建德人氏的缘故。对于浙江建德的记痕，也不尽然是其山清水秀、文化蕴涵的丰富与深厚，主要是当年24师有浙江建德战友。听到建德这个地名、接触到建德人氏，不由得想到1981年底从建德入伍而认识或者知道的战友。当然，对于其它地方战友家乡的人和事，也会有同样的感觉，由不得自如般的去关注。记得有一年到雁荡山开会，想到这里是24师原参谋长王笃魁的家乡，心底升起要到乐清市区走一走、瞧一瞧的欲望，便利用午休的时间，让人开车奔了几十里路到乐清市区兜了好几圈。这大概是另一种爱屋及乌。

好几年前，到杭州参加一个笔会，与方晓莉熟了脸。后来与会人员到梅家坞农村喝茶，闲聊时得知方晓莉供职于建德供电局，我冲口而出的大概是：建德？建德有我战友呀！于是，从建德战友开始，我们海阔天空地聊，聊建德的山水、风情和各自的经历，还有一些文学状态。后来，与她接触多了，也通过读她的作品，才知她的文学发迹源自于画画。

方晓莉画画，达到了痴迷。她说有一年得知上海正举办有名画家的画展，没想那么多，就登上了赴上海的火车。那时建德到上海的交通还不方便。从候车到上海再到举办画展的地方，几乎用了一夜的时间。而一进入画展，坐车的劳累全跑了。

方晓莉是做事很投入的那一种人。大概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金华电力报》筹办，她被找去搞美编。那时电脑排版还没有，靠“手工制作”来完成，工序复杂又原始。她说她那个时候她还根本不知道编报的流程，对如何制作报花也是茫然一片。第一次为报纸做报花，查书翻报，画了不知有多少稿。报花做成并通过后，把各版面要的报花插图完稿后送到印刷厂照排室去让师傅们制成菲林，剪下自己的报花贴到制好的报纸菲林上，再送胶版印刷。在这家报社工作的那些日子，她也出去采访写稿，从新闻报道开始，在散文、小说创作方面逐步舒展拳脚。

方晓莉的随笔和散文十分到位。如《方腊酱》，不足千字的文字，呈在读者面前的是历史的厚重，文化风俗的蕴源，还有酱的制作原料与过程，以及方腊酱在人们品食间的演变，展示了社会的发展。同时，她的随笔又有很强的时代特征。2008年初，我国南方遭受了百年未遇的冰灾。浙江是个重灾区。她积极参加“抗冰灾光明行动”，深入抢修现场，创作了《安基平的冰凌花》，受到了好评。她创作的散文曾获华东电力文学奖，中篇小说《豆蔻》获浙江电力文学小说奖。我还读过她已发表的中篇小说《为你不吃糖》，以及多个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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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文学作品发表后引起震动，引发争议，让人口诛笔伐，并牵涉到几个领域和较多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可能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然而，在中国的政治逐渐倡明，法制逐步健全，文学趋向边缘化已有10多年的21世纪的第三个年头，又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这让中篇小说《沙家浜》的作者薛荣十分震惊，也让许多人感叹。

薛荣上高中时就发表文学作品。做过嘉兴一所中学的地理教师。写了6年小说后，调入嘉兴文联工作。现为嘉兴作协副主席。他一边创作，一边兼编文学杂志《烟雨楼》。正值世纪之交的时候，他编发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灰色情感》，我们就有了联系。而那时薛荣的创作势头较好。他有的中篇小说收在《中国中篇小说年鉴》。同时也出现了“瓶颈”性的沉寂。这往往是小说家比较苦闷的时期，犹如蛹将变蛾或虫将化蝶。一般的文学创作者都懂得，如果不挣扎不改变，或许是蛹成僵蚕、虫自行而死。过了一年，薛荣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写成了小说《沙家浜》。半年后，他把《沙家浜》和《田园诗》两篇小说稿寄给了《江南》。责任编辑看了他两篇小说稿，感觉《田园诗》还是他以前的创作路子，《沙家浜》的艺术水准虽不如他从前写的小说，在创作思路上却有了超脱。加之小说《沙家浜》》以阿庆为主角，尽管地名、人名与京剧《沙家浜》有相同之处，两个却都是文艺创作的独立体，也就没有可比性。于是，中篇小说《沙家浜》作为实验文本在2003年文学杂志《江南》第一期刊登了。

没想到的是，当年的2月18日《浙江日报》发表了《小说〈沙家浜〉在宣扬什么》的文章，并被较有影响力的报章转载。此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论。沙家浜镇、有的文化协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江新四军研究会等，先后召开批判会、评析会、座谈会，还向《江南》提交抗议书，有关人士表示要起诉《江南》和小说作者，称小说不合理不合法。

然而，江苏籍包括在常熟出生的作家，认为正因为有了小说《沙家浜》，这要怪原来的剧本有毛病。无论是京剧《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其地名均是文学作品的地名，与江苏常熟的沙家浜地名不是一回事儿，纯粹是巧合；阿庆嫂也子虚乌有，都是文艺作品虚构的产物；某某地方组织签名对《江南》杂志及小说作者作什么愤怒的声讨，是想提高知名度，具有做广告和增加旅游收入的目的。有的作家表示要反对文化围剿，保护《江南》杂志及其小说作者。要求批判家放下鞭子。等等。小说《沙家浜》不仅成为文学层面上的争论，且成为20世纪之后，由小说引发政治、法律方面纠纷的一个典型的文化事件。

浙江、江苏以及安徽等许多地域，是新四军抗战的战场。这里的人们一直因自己的家乡有过新四军而引以为荣，包括小说作者及当时的《江南》杂志主编。而且，当时《江南》杂志的主编还是新四军的后代，是新四军“马背”上长大的。《江南》杂志面对压力和当时的氛围，从非文学的角度在《江南》刊出了致歉辞。结果非但没有效果，反而尘嚣扑面。主编为了尽快使此文化事件有个了断，并承担起责任，提出了辞呈。小说作者薛荣，那时30多岁，面对这样的局面，深感沉重。有一次，我碰到薛荣，聊起这个小说，他认为对小说中的人物挖掘不够，较粗糙。当时，有媒体希望薛荣面对争议，出来表个态或说几句话。我跟薛荣打哈哈:这个小说闹得这么大，你真出大名了，还是沉默为好。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事后，据说中央一位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最高领导说了“小说可以评论，也可以批判，但作者要保护”的话，此事才平息下来。

其实，薛荣喜欢有个平静的环境搞创作。也可能由此事件有了教训，此后的第二年，他编发我的中篇小说《办公室主任》过程中，来电话说，你胆子也是够大的。并征求我意见，问我能否用个笔名。我说我的小说没有影响力，也不出名，人家以为我的名字还是个笔名呢！而事实是我的小说《办公室主任》虽然有小官场的情景，却没有涉及到大政治和大历史。里面借了某个供电局说事，却不是我单位的。再说我单位的人没有几个人读小说的，《烟雨楼》杂志单位没有订。就算扔本文学杂志在某人办公桌，不见得有几个人去认真地翻阅。中篇小说《办公室主任》后来获浙江首届电力文学奖，我单位的许多人还不知道我写过这么一篇小说。当然，这些情况当时我没有跟薛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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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个人在某个行业、某个领域取得的业绩与成功，总会有一定的标志。或明文规定或有潜在的规则。就目前国内文坛的状况而言，小说如果挤进了《收获》与《人民文学》这两份杂志，就意味着作者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成功。

何丽萍的成功标志发生于2003年。在此之前在浙江文坛被誉为新生代作家的何丽萍，在那一年的全国各大文学杂志上一共发表了8个中短篇小说，她以《底线》在年初的《收获》上刊出，尔后有多篇小说分别在《春风》、《佛山文艺》与《鸭嘴兽》上发表，至《往事汹涌》、《结局》在年底的《人民文学》上亮相，为这一年的小说创作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

何丽萍在小说创作上无疑取得了成功。她的成功，浙江文学界为之对她括目相待；她的成功，从文学的角度，对生她养她几十年的故土——丽水，是一个新展示。2003年浙江丽水的文学创作被誉为何丽萍年。也可能是这一年，她被推选为丽水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一年，浙江电力作协的年度创作座谈会放在了紧水滩电厂总部所在地丽水召开。供职于丽水电力局的何丽萍也参加了座谈会。由于何丽萍小说创作上的成功，她似凯旋归来的将士，让人传诵，受人尊重。座谈会期间，坐在我边上的人悄声对我说，坐在我们左侧，一脸淡定的那位美女就是何丽萍！何丽萍大概听到或感觉到了我们在谈论她，微笑着凝视了我们一下，又侧脸聆听一位诗人性情激荡的创作感言。其实，在此之前，我已读过她的小说，并见过她的照片。在与会人员入座那会儿，我发现了她。

有人说何丽萍的小说具有余华和陈忠实的小说的味道。为此我拿他们三个人的作品做过比较。余华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小说的先锋派，陈忠实曾是陕西文学大军的领军人物，尤其他的小说《白鹿原》让世人侧目。他们的小说叙述手法各有特点，又有共同的地方。何丽萍与他们两位最大的共同点都擅长白描，却显得更为丰富。何丽萍的小说在叙事上有强烈的诗化。小说的诗化主要体现在驾驭小说语言上所表现出来的诗意、节制、含蓄和张力。这一特性在何丽萍的前期小说中较为明显。同时，她打破了传统小说结构的解构。在传统小说中，小说是以线性构架的，而何丽萍的小说是网状的叙事结构，她能够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完成众多人物的塑造和几代人的叙事，即重在完成与这个人相关的一组人的关系的叙述。在当代的文坛上，小说的主流是在传统线性的叙事上变得明快与流畅了，在语言上趋向取悦人们阅读上的快感与愉悦，从而缺失了小说自身极为重要的文本风格与语言品质。何丽萍的小说风格既有传统语言品质，又有明快流畅的另类风景，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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