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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龚伟力 
部队: 炮2师   
部门: 6团5连、6团政治处 
职别: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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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战友情,别样深。人生的军旅生涯,在一生中占有很大的分量。这分量,不当兵是掂量不出来的。空六军网,给战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里和战友相聚,非常高兴! 
所有篇目(共257篇)

标题:

轮胎,可以翻新;历史,无法翻新——父辈印象之二  

发表时间:

2012-5-1 14:11:16

更新时间: 

2012-5-5 2:01:58  更新者: 龚伟力

关键词:

龚伟力 散文 战友文学  

  [这是对本篇第 1870 次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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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胎,可以翻新;历史,无法翻新 

——父辈印象之二

 
龚伟力
 
 
 篇前话:关于父辈印象,只是写给自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后代看的。所以,林林总总,唠唠叨叨,很长。当父辈成为历史,当吾辈成为历史,当晚辈成为历史,这些还可以留下一点痕迹。也就传个三、两代吧。历史,如过眼云烟。几千年过去,又能留下多少痕迹?雁过留声,人过留名。那也只是说说罢了。本不为文学而写,也不为历史而作。只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或不为忘却的纪念。
 

我父亲是苦出身,出身雇农,是个孤儿,家境贫苦,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父亲自己没有和我们说过自己的父亲。只是听父亲一辈的人隐约说过,好象是赵宝庆说过,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叫龚金海,或是个流浪者,或是出家为僧,他是不管自己的孩子的,也管不了自己的孩子,父亲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父亲到10岁,由人从老家武进(今常州)带到上海,开始做童工。当过报童卖过报,当过苦力拉过王包车,做过裁缝学徒,进过纱厂(后为上海国棉6厂或13厂)当工人,最后到上海赵老板的轮胎厂,后迁到南昌轮胎厂。

父亲和母亲哪一年结的婚,我不知道,但是听母亲说过,我是父母结婚5年才生的,所以推算下来,应该是1944年结的婚。父亲是1923年9月26日生人,和我大舅同年,母亲是1925年9月8日出生,大概都是阴历。父母记孩子的生日是记得牢牢的,可没有几个孩子知道父母的生日。说来悔断肠,心也是痛的,我从来都不知道父母的生日,只是在父母的墓碑上才看到。

父母的婚姻,大概也是媒人介绍的,都是穷苦人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好想的。隐约记得有一次母亲说过,经人介绍和父亲见过面后,母亲嫌父亲长得不好看,有点不乐意,外婆就对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呀?

还有一次,是父亲1973年突然工伤事故去世,我从部队赶回家。那几天母亲悲痛欲绝,老想父亲,一天晚上母亲梦中突然惊醒,看着我和白岗表弟也陪在母亲身边,说白岗也不是外人,就把梦中见到父亲的事情说了。母亲说,梦见了父亲,因和父亲见了面,母亲不同意结婚,父亲跪在母亲面前求母亲同意。我想,这虽然是母亲的梦,但是却可能是真实的再现。

父亲10岁,也就是1933年,去的上海,做过各种工作之后,估计父亲和母亲结婚的时候,1944年,也就是父亲21岁,出门谋生已经11年了,最后基本稳定下来,那时也就可能是在赵老板轮胎厂这里了。父亲为人朴实,做人老实,各种苦力也干过,干活从不吝惜力气。赵老板或许也就看中了父亲这一点。再说,父亲没有任何亲人,干好了,就把这里当做家了。所以,或许赵老板也就把父亲当做自己的长工来用,说好点,就是当自己人来用。

但是,父母亲在这里结婚,安了家,母亲的哥哥,我大舅怎么来这里的?按常理说,应该是父亲介绍来的。文革中,大舅挨整,因他是赵老板的资方代理人。但是,整大舅,也把父亲牵连进去,工厂有人贴大字报,理由是父亲介绍大舅进赵老板的工厂的。我问过父亲,大舅是你介绍进来的吗?父亲说,其实我没有介绍,是大舅自己经常来,就和老板搞熟了。我想,这很可能是大舅来妹妹、妹夫这里,自己又有高小文化,人也聪明,也就和老板熟了,被老板看上了,最后被老板重用。如果这种推理成立,那也可能就是父亲默认的,大舅是他介绍进厂的原因。

这一来,不要紧,可是从此就和轮胎打了一辈子交道,吃了一辈子轮胎饭。父母亲、大舅这辈子就从此没有离开过轮胎翻新这一行。

因为赵老板业务逐渐扩大,在南昌也开了分厂,由大舅带领一帮原厂的工人,包括父母在内去了南昌。
母亲和我说过,是父亲先去的南昌,差不多安顿好了,然后接了我们母子来南昌。那一年,大概,是1951年,我两岁。
南昌的轮胎翻新厂,在墩子塘。而我们到南昌是租住在谌家巷8号(后改为4号),从195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12年,整整61年。不过,现在那已经成了危房,不住人了,等着拆迁。我是直到1968年当兵,才离开的,1978年转业又回到这里。只是在那院子里,把围墙拆了一个角,又加盖了一间9平米的小房。这间小房,也是1973年,因了父亲因公去世,厂里准备分给家里一套住房,母亲说人都不在了,在厂里还要房做啥?才提出在老院子里由厂方出资盖了这房。大舅正好分管基建,立马盖好。
这是市中心闹市区的一条小巷。和巷子平行、只隔八九米距离的,是东西贯通整个南昌城的中山路。巷子口,就是环湖路和中山路的一个十字路口。出巷口,是一个消防队,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东湖。南昌二中的大门,南边是临中山路,西边是临环湖路,就在这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上。
谌家巷,巷子不大,一共8号,大约七八十米长。但是,巷子是通的,另一头也有出口。那头出口往北一拐,就又回到了中山路。临那中山路口几米处,有一口水井,一年四季都有附近居民在那洗衣,而一到夏天,小孩就光了屁股,在井边由大人帮他们洗澡。有时,父亲买了西瓜,也会去那打来井水浸泡冰镇,吃的时候就凉了。不过,巷子那头不再叫谌家巷,而是叫康王庙。估计古老的时候有个康王,就在庙里。但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从没看见庙的影子,也没听大人讲起过。估计那时人们都忙于现实的生计,无暇顾及古老的历史。哪像现在,到处都要找点历史来沾边,一个曹操墓,也争来争去的,争得不可开交。也是啊,肚子吃饱了,保暖思淫欲,盛世修志,历来如此。
8号,是个独门院子,院子不大,左右十五、六米,前后不过二十米,里面一栋三层小楼房,把个院子塞得满满当当。院里左右围墙边,只剩不到一米宽,前面围墙距离楼墙还有三米左右,种了两棵高过二楼的梧桐树,秋天结了籽,房东摘下炒了还会分给大家尝一点,还有点香。两颗树之间,是葡萄架,爬满葡萄藤,结满一挂挂的葡萄,只是不甜,甜的话,也被我们一帮小孩子偷吃光了。
院子而后面,是两间厨房,最角头,是间厕所,一个蹲位,全院所有人都在这里方便,男女共用,不知道怎么会够用。大概每家都有马桶或痰盂,等不及的时候,在家方便了,然后没人的时候,到厕所倒掉。厕所和厨房之间,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堆放杂物,以后哪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吧,我家还在这里养过一头猪。
这就是我们家那时居住的坏境。一点没有诗的意境,也缺乏想象空间。难怪我这个白居易的34代传人(又想沾诗王的边),也写不出诗来。《长恨歌》这样的爱情诗写不出,《卖炭翁》那样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也难以产生。哎,别拉屎不出赖茅坑,怨天怨地的,还是怨人。不过,这8号里,本来还是会出名人,至少是两个,一个歌唱家,一个京剧家,打住,先卖个关子,打个伏笔。
这个小楼房,一共三层,每层4间房,三楼是两间小阁楼。前后还各有一个阳台,我家住二楼左边那间,20平米,打开朝东的门,可以通到前面的阳台,但阳台是公用,因为从外面也可以到阳台。而从楼下到二楼,走到楼梯拐弯处,有一个门,通向后面的阳台,这个阳台4米见方,实际就是楼下厨房的房顶。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山路来往的汽车。因为靠路边是个理发店,理发店旁边只是个小花园,空出一个可以远望到马路的空间,抬头甚至可以看到南昌二中的教学楼的房顶。文革中,我就在这,用小口径步枪,把那个高高挂在教学楼房顶的大喇叭打哑巴了,谁叫它没日没夜的喊,不让人睡觉,我就让它永远睡觉。
赵老板在南昌的工厂,大舅是资方代理人,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这小厂就变成国营企业了,厂子也从墩子塘迁到了南莲路,就是原先南昌柴油机厂对面,长途汽车站后面。
大舅就是这个国营企业的副厂长,无党派人士。父亲就是车间主任,共产党员。1956年父亲还被评为全省的劳动模范,送去庐山交通厅疗养院疗养了一期,拍了照片,父亲一直保存着。这个时期,父亲、大舅他们应该体会到新社会还是非常好,尤其是父亲,有工人翻身作主的感觉。
轮胎翻新厂,主要是把旧汽车轮胎翻新。旧胎如果只是修补,就要把破旧的地方用刀割掉;如果是整个外胎要全部翻新,则要把表面打磨。打磨的时候,灰尘很大,工人要戴口罩,但是,鼻孔依然是黑黑的。有个老工人,叫胡招阳,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们两口子头上都不长头发,就是“瘌痢头”,住在我们谌家巷不远,有时还会到我们家来走走。
旧胎打磨完后,然后粘上厚厚一层新胶,送到硫化车间去硫化、压膜,出来就是新胎了。赵宝庆就是硫化车间的。他和老板赵维才可能有亲戚关系,但是后来他也是厂党委委员。他老婆“阿妹”是电工。我这个小孩,也叫她“阿妹”。硫化,用的是蒸汽,车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很热。所以,夏天有降温费。蒸汽靠锅炉车间的锅炉供应。
那时,厂子已经比较大了,有200多个工人,记得1958年有一次大招工,招的是赣南的,此后1972年有一次大招工,招的是景德镇的。那时工厂是小社会,厂子里还有哺乳室、澡堂、理发室,工人、家属洗澡、理发用发的票,不要钱。记得我9岁那年,母亲带我直接去了女澡堂洗澡,我还记得女澡堂也是泡的池塘,没有淋浴,要冲掉肥皂泡,就用一个大勺子舀水冲。除了我这个唯一的男人在女澡堂里光着身子,没有谁是光光的,好像都穿着短衣短裤。我非常奇怪,洗澡还穿衣服洗啊?那些厂里的女工、家属还给我开玩笑,你是不是跑错地方了,你应该到那边(指男澡堂)去洗啊。
那时,我已经长大了,记得经常去厂子里玩。每个车间都去,象逛公园,我是逛工厂,工人都和我很熟。那年我初一,喜欢摆弄矿石机,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自己跑到木工组,想拣块木块做个自制的收音机盒子。木工胡师傅亲自给我做了一个收音机木盒,我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半导体安装好。晚上,我一个人回到谌家巷睡觉,这收音机就陪伴着我。
有一年夏天,大概是文革前不知哪一年,我已经12、3岁,我不知什么事情淘气,惹父亲打了我一顿狠的。打完,我还在抽筋,母亲在一旁哭,工厂老杨的老婆也正好到我们家里来,也看到了。我们家平时和老杨家,还象走亲戚一样经常来往,特别是孩子之间会经常走往。他们家也是五个孩子,老大叫秀英,和我同年,一次在我家过年三十,玩疯了,结果半夜拉尿拉了一床。被我们几个小伙伴笑话,她也不在乎,只是傻傻的笑。我叫老杨叫“娘舅”,叫他老婆“舅妈”。但是他们也不是我舅舅,估计也就是和赵老板家有亲戚关系,赵老板那年来,我就是在他家见的。
记得那年挨完打,我就到大舅那去过了一个夏天。那时大舅带了我表弟白岩、白岗在工厂里住,我和表弟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一起用柏油涂在长竹竿上粘知了,然后用火可以煨了吃壳里面的东西,有点象瘦肉的味道。还爬上树捉金金虫,一种金色外壳的虫,抓住了用细线绑住让它飞。有时还到工厂锅炉车间后面的水塘里用网板鱼。但是,晚上洗澡的时候,包括表弟在内每人自己洗自己的衣服。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洗衣服,我的衣服从来都是母亲洗,后来是大妹洗。那是我童年最愉快的一个夏天。
父亲和我,一直以来,话,明显不多,很少有那种和孩子的交流和交谈。但是从那次挨打后,以后父亲没有再打过我。记得一次,我已经上中学了,需要填表,父亲把他的履历表给我,结果我带到学校给弄丢了。父亲很生气,说:“我的历史都给你丢掉了!”但尽管生气,我还是没有挨打。不过我也很懊悔,怎么会弄丢了呢?但是,那里面记下的,父亲做过的那么多苦工,我是一直就记在了心里。
1957年那次反右,我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厂子里办公室外面的走廊挂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我才一年级,也看不懂,也不去看。
文革的时候我已经高中了,那次“革命”我是记忆犹新。我不仅参加学校的“革命”,还参加轮胎厂的“革命”。那时,我家住在厂里的宿舍,大字报铺天盖地。大舅是首当其冲,很多大字报是针对他的。运动不是要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吗?大舅是副厂长,可以说是当权派,但是他是党外人士,也要整吗?
文革初期,人人自危,大舅和我们已经不敢公开在一起。突然,一天晚上,大舅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到了我住的谌家巷8号。因为我们全家都住在厂里的宿舍,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到这边来住。大舅给我带了几个桃子,我们不敢开灯,只在黑暗中说话,大舅说话有点哽咽,有点怪怪的感觉,弄得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舅走后,我想了好半天,不知道大舅来是干什么,说这些话是为什么。突然,我醒悟过来:不好!大舅要自杀!那时已经过了半夜两、三点钟,我马上蹬上自行车赶到大舅家。那时,大舅住在陈家井1号,离这里有七、八里路,我飞快地赶到大舅家大门口。看着大舅家的灯和周围邻居的灯都是熄的,不象有什么异常。我流着眼泪,站在大舅家院子门外,眼睛眼巴巴地望着大舅家的窗口,心里默默祈祷,祝愿大舅太平无事。我就这样一直站到天快大亮才离去。过了几天,表弟白岩到我那看到大舅给我的桃子还在桌上,都烂了,我也没吃。恐怕心里也产生误会和误解,以为我是和大舅划清阶级界限,不吃大舅给的的桃子。这件事情,我和谁都没说过,窝在我心里46年,今天第一次才把它写出来。
而此时厂里的运动是越来越激烈,大字报、批斗会也逐渐升级。记得批大舅其中的一条罪状是,大舅曾经在厂领导的自我批评小会上说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学不到。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你为什么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学不到的?这不是攻击党中央的副主席刘少奇吗?
后来,运动深入,刘少奇被打倒,全党全国全民都在攻击党中央的副主席刘少奇,厂子里的大字报不提此事了。矛头转到父亲身上,大字报铺天盖地,说父亲和刘少奇一样,是工贼。
父亲看着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很多就是无中生有,人身攻击,气得发抖。可怜父亲没有文化,写不了大字报,为了出气,父亲叫我写,他来说,我把父亲说的整理好再写。
1966年的某一天。
厂部办公室。
父亲到厂部领了纸笔墨。很多人挤在桌旁,围着在看我写大字报,夸我的毛笔字写得好。我立地站稳,气运丹田,单手悬空,大笔一挥,洋洋千言。啪!一篇《揪出盘踞在党内的大毒蛇——姚金根》贴到了墙上。姚金根何许人也?也是个老工人,从上海迁厂来的,也是穷苦人。实际,那时的大字报,就是群众斗群众。父亲不过是老被别人写大字报,包括姚金根在内,也写父亲的大字报,为了出气而已。
大字报既出,父亲长舒一口恶气:我写不了,还有儿子会写!儿子的作用终于发挥出来,儿子的潜力终于挖掘出来。养儿不仅防老,养儿还可防身。文化不仅可以革命,文化还可以出气。这一次,大革命把我推向了父亲身边,父子俩终于站在一条战线上,成为同盟军,再也不是打和被打的对立面。
可是,半年以后,1967年6月29日,当我的金铁舅舅从昆明送才一岁的儿子白舰来到南昌,得知写大字报这一事情之后,说我犯了方向性错误,明确指出:“任何时候不能把矛头对准工人。”我辩解:当时不写行吗?气没地出啊!
我嘴上尽管很硬,但也知道理亏,以后再没替父亲写过大字报。倒是在学校、社会写了不少。革命的精力也有限,无暇顾及这个小小的轮胎厂。革命的主要目标,指向了省内、党内、军内的一小撮。我这个冒牌红卫兵,北上,跑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第八次检阅;南下,去吉安井冈山,点革命之火。四十年前,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点燃的井冈山星星之火,四十年后,被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红卫兵,再次点燃,燎原之势,不可一世。
但是,随后的革命结局,也是悲惨。
大舅关进了牛棚,工资停发,表弟表妹生活也成问题。表弟白岩和我是一所中学,但我是高一,他是初三,我是造反派,他是逍遥派。表弟白岗还在实验小学,上二年级,没有人管,常常饭都没着落,母亲总是省下一点吃的给他,帮他洗洗衣服。冬天了,那衣服两只袖口,油光发亮,已经很脏,但是仍然还穿在身上。表弟叫我母亲按常州话说是叫“好爸爸(音)”,也就是姑姑。母亲不仅给白岗吃饭,有时白岗的同学海粟也会来吃饭。几十年后,白岗当了纺织厅长,海粟成了做煤炭、钢材的大老板,都一直记得母亲,常常来看望母亲。患难之交,这种在患难中的感情,决不是一般的亲。
可在当时,那个难,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大舅没了收入,生活非常困难。我记得二舅亲口给我说过,一次,大舅和二舅在八一大道江西宾馆外偶遇,大舅开口要二舅帮助,可二舅说自己也很困难,拒绝了。但是二舅再难,有大舅难吗?兄弟俩从此心生隔阂,形同陌路。甚至影响到晚辈,两家的孩子到现在也甚少来往。而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和白岩、白岗、白岑(我大舅女儿),则是兄弟手足情,直到父辈们相继去世,我们一直关系很好。但是,这些历史遗留的隔阂,要让它永远隔阂下去吗?
父亲是厂里一个车间的车间主任,最多手下也只有三、五十个工人。也被造反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也关进牛棚。母亲因此而受到牵连,每天下班回家,都要在脖子上挂着写有“反革命家属”的一块大牌子,手里还要挎着装满一篮子的煤渣,步行两、三公里,穿过市区的大街小巷回到家里。那种屈辱和艰难,我几个弟妹当时小还不是太懂得。而我此时已经守卫在祖国的北疆,好让这场连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都要挨整的“文化大革命”安全地进行到底。
我1968年3月已经当兵走了,这些事情,有些是事后听母亲和弟妹们说的,其中有些还是听金铁舅舅说的。因为,那年,1969年,金铁舅舅正好到南昌来看看自己的儿子,正好就看到这一幕。金铁舅舅就等着母亲出厂门,把挂在母亲脖子上的一块大牌子取下,自己用自行车推着,等到了家门口,再重新挂在母亲的脖子上回家。为的是怕有人汇报给造反派,说母亲没有挂牌子回家。
记得正是那年,1969年,金铁舅舅还到了我部队,那时我们已经从上海调防到了天津,驻在李七庄往西的农干校。当时,金铁舅舅并没有给我讲这些细节,只是鼓励我要好好为爸爸妈妈争气,在部队表现好些。我记住了金铁舅舅的话。其实,部队还在上海的时候,一次副指导员找我谈话,告诉我地方来信说,家里被抄家,父亲有问题。但是也明确告诉我,部队是重在表现。我就知道,那是厂里那些造反派对父亲有意见,想着把你儿子从部队搞回来,你就没辙了。那时,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争气,好好表现。
我从参军到连队第一天起,一直帮炊事班洗碗,还要求到炊事班去养猪,要求到炮班。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第二年,1969年7月我就入党,成为新兵里最早的一批党员,第三年当了班长,第四年提了干。
9·13事件后,毛主席开始对文革反思,开始解放一批老干部,包括象我大舅这样的党外的人。1972年,大舅被从牛棚放出,补发了2000多元工资。大舅非常高兴,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商场用42元钱买了一条绛红色的毛毯,送给自己的妹妹,还给了母亲200元钱。母亲说,那这毛毯留给伟力结婚用。大舅说,到伟力结婚我再送礼。这条毛毯一直陪伴着我,从我结婚直到现在,用了整整四十年,一直是我大舅给我的纪念。
记得我大舅去世前几年,一次我去南昌看望他老人家,他要把他以前的一套藏青色西装送给我,西装没怎么穿过,还很新。他说,你穿它做节目很好看。我没要,说你给白岗吧。现在想想,我有点后悔。大舅和舅妈经常在电视上看我的节目。其实他们也不炒股票,只是想看看我而已。后来我想,他老人家是想在电视上看到我穿这套西装啊,这是他老人家的一个念想啊。可是我当时并不领情,我想这一定让大舅很是遗憾。
每年春节,我们家和大舅一家都要聚一聚,初一到大舅家,初二到我们家,已经成为惯例。只是后来不在家聚,改为到饭馆聚餐。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和太太、女儿从深圳到南昌过春节,那时女儿还在国内,那就是1997或1998年。大年初一,在表弟白岩的老婆钟麒麟单位的餐馆,江西省总工会餐馆聚餐。只有我父亲不在,我母亲都还在。一大家子,全到齐了,一共21个。吃饭前,大舅要讲几句话,他从口袋掏出几张邹巴巴的纸,念了起来。原来,是他写好了稿子的。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的意思,是我只有这一个妹妹,我和妹妹感情很深,最困难的时候,我这个妹妹给了我很大帮助,现在生活也好了,希望老的身体好,小的工作好。然后,大家鼓掌,然后喝酒,然后吃饭,然后唱歌。大家都很开心,很高兴,很尽兴!
大舅这一生,和轮胎打了一辈子交道,吃了一辈子轮胎饭。他就是人聪明,其实也没有学过轮胎方面的专业。但是在江西全省,轮胎翻新这一行,他俨然是一个专家。记得有一年,和外商谈判索赔,由他为代表去和外商谈,好像是匈牙利,结果成功索赔。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运动员,每次运动都挨整,小小心心,战战兢兢,一辈子。2007年,我弟弟肝癌去世也一直不敢告诉他,瞒着他。
2009年,春节过后不久,元宵节那天,突然患病,去医院也没有办法,离我们而去。我赶到南昌,也只在殡仪馆见到大舅一面。同时大舅妈也住院,还不敢告诉她老人家。大舅妈出院后,虽然神智清楚,但话也说不出了。祝愿她老人家能健康起来,做晚辈的,心才能安。
 我们家,我大舅、我父亲、我母亲、我弟弟都在轮胎厂工作过。现在,这些曾经在轮胎厂的亲人都相继离去,不仅离开了那个小小的圆胎,也远离了那个大大的圆球。地球已经不再属于他们。那个轮胎厂,也不再属于国营,它已经经不起改革开放风浪的冲击,早已摇摇欲坠。1996年,它濒临破产,资不抵债,工人们被遣散,老工人由社保支付退休金,而象我弟弟这样1976年顶替我父亲的,20年工龄泡汤,什么劳保、社保、医保一概全无,拿两万块钱走人。这个存在了40年的国营轮胎厂,从此销声匿迹。厂房、机器、设备一概作价卖给私人企业。
   无数个赵维才再度复活。
历史如果作一个大胆的假设,让当年的赵维才继续当那个总老板,40年后它会破产吗?
   历史转了一个圆圈,再回到原点。
   象那个圆圆的轮胎,新的变旧,旧的再翻新。
   这个小小的轮胎,为什么也在捉弄人?把玩人的命运,于股掌之间?
   轮胎翻新厂,它留给我童年的乐趣,再也无法找到它的影子;它留给父辈和吾辈的创伤,却时时还在作痛。
轮胎,可以翻新;历史,无法翻新。
                               (未完待续)
  

评论(共 6 篇):

  评论者: 龚伟力

发表时间:2012-5-5 2:01:58

谢谢黎晴战友,我还在写,就怕太长太枯燥,本来不想放在空六军网的,既然写了,就把它挂出来了,也不怕现丑了。再次谢谢!   

 

  评论者: 史黎晴

发表时间:2012-5-4 23:05:34

   辛酸的往事,感人的亲情,家族史就是浓缩的历史故事,期盼续集,让历史告诉未来!   

 

  评论者: 龚伟力

发表时间:2012-5-2 1:45:26

谢谢丽君、范建、念龙战友的关注!
谢谢丽君战友的理解。
谢谢建弟深情和细心。
谢谢念龙战友的评论。   

 

  评论者: 姚念龙

发表时间:2012-5-1 18:43:47

一字不落,认真阅读,看的眼酸,看的心痛。这就是历史,无法改变,也不能改变。老哥写得太好了,继续写,期待!   

 

  评论者: 范建

发表时间:2012-5-1 17:53:22

谌家巷四号,木楼梯的吱嘎声,凉台上的徐徐清风,给我带来了温馨和记忆。如今,它已经离我远去。可是,每当我看到你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但也看到了伯母的眼睛,亲切,慈祥。十七年前的那天下午,当我们走出了小木楼,她操着浓重的苏南口音,一直目送着我们到巷口深处。小巷深处有尽头,装不完的深情厚义在心头呵。
伟力兄,你记忆中的两件事看来已成永久的遗憾,一是父母的生日未能在老人在世时耳熟能祥,二是大舅给你的西服未能领情。这样的感慨是对同辈和后辈的提醒和警示。   

 

  评论者: 闫丽君

发表时间:2012-5-1 17:14:24

 十年浩劫,留给人们多少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父辈的经历令人终生难忘!回忆过去,黯然神伤;展望未来,美好向往。真情实感,耐人寻味,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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