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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梅
黄新原
提起梅，不少人都说喜欢，但喜欢她什么？却说不清。
南方人见过梅的稍多，北方人有的甚至一辈子都没见过。我见过梅，但已很久远了，模糊的印象中，她没什么特殊，没有玉兰的馥郁，没有芙蓉的清纯。掉到桃花里显不出她的美貌，混在梨花里，也觉不出她的高贵。
人一说“梅”，好象单指梅花，其实这个“梅”也应包括果实。但却没见过能和桃、梨那么让人亲近的梅。一首描写孕妇的古代小令有这么几句：“镇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檀郎：梅子枝头黄否。”可知即使熟透的梅，也是酸的。药铺里有乌梅，小时候2分钱一小包，买了含在嘴里咂那酸味；还有话梅，五味交杂，也只是少数人爱吃。可见梅的果实是“小众”食品，并没多大经济价值。
由此看，至少果农不会喜欢梅，有能种树的山坡，种点能赚钱的果木好不好，如宋代“梅痴”范成大，一下就种梅数百株，反正今天的农民不干。
而就是这貌不出众，经济价值又不高的梅，却偏偏惹得历代文人挂怀，数百年前即有《梅品》、《谱梅》等研究专著问世；上世纪末，前副总理谷牧集百名画家力作，出版《百梅图》，也是爱梅的极品例子。至于写梅的诗文，可谓车拉船载，汗牛充栋。
梅何以有如此魅力？聊几句容易，说清楚难。
想来文人喜梅，大约缘自梅的“天赋”——耐得“寒”与“孤”。寒是因，孤是果，“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道出了寒与孤的关系。
寒与孤，就人生讲，是两大折磨：寒，是外在的逆境；孤，是内心的煎熬。人在内外交困时，只要有点吟风弄月的本事，想抒解一下郁闷，自然就会学着前辈，无论见没见过梅，都拿梅说说事儿，找点慰藉与寄托。
说梅，想到苏武，他的经历，是寒与孤的典型。出使匈奴被扣，独在西伯利亚放羊19年，归国时，从不离手的汉使节杖上的缨络已秃得没毛了。如果要比喻，苏武是枝“老梅”。
寒，有时并不可怕，如果一帮人共处逆境，大家抱团取暖，相互鼓励，苦寒总能过去。而最可怕的，是孤。
孤，有时是外力所致，如苏武；有时是秉性使然，如鲁迅。遗嘱中他有句让人生畏的名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他的朋友，离他而去的、反目成仇的不少，最后差不多是孤家寡人，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他的孤，是觉悟，也是秉性。还有一位与鲁迅相似的孤者，叫梁漱溟。建国之初，他反对出兵朝鲜，批评新政府的农村政策，不看脸色，不分场合，多次与毛泽东争吵。人们都离他远远的。“文革”中批林批孔，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顿遭围攻。他的老同学冯友兰90岁生日相邀，他写个纸条说“因足下谄媚过江青，故不愿意参加寿宴。”他一辈子“直道而行”，不会拐弯，焉有不“孤”之理？
话又说回来，梅的秉性中其实没有“孤”的元素，只因她开花早，天寒，没有别的花来凑趣，所以显得孤。文天祥《正气歌》里“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时穷”，即是天寒，即是造成孤的原因。但“时穷”时为什么别的花不开，偏偏是梅花能开？文天祥说了一大串先贤的“节”，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寒，然后显出节。
人大概谁都不愿遇上“寒”，追逐温暖是天性。但寒却不一定是坏事，因寒而成事者，古来不少。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有一段话很有名：“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说的是传世千年的那几部名著，都是作者最倒霉的时候写成的，坐牢、挨饿、发配、眼瞎，还有比这更“寒”的经历吗，而恰是这寒，成就了不朽。包括太史公自己，若不受酷刑，也说不定写不出那“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看人生，怕是或多或少都会遇上梅花的遭际，就看你能否耐得住这寒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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